二十五资治通鉴:第九十二卷

晋纪十四 中宗元皇帝下永昌元年(壬午、322)  晋纪十四 晋元帝永昌元年(壬午,公元322年)  [1]春,正月,郭璞复上疏,请因皇孙生,下赦令,帝从之。乙卯,大赦,改元。  [1]春季,正月,郭璞再次上疏,请求以元帝皇孙司马衍出世为契机,颁布赦免令,元帝允准。乙卯(初一),大赦天下罪犯,改年号为永昌。  王敦以璞为记室参军。璞善卜筮,知敦必为乱,己预其祸,甚忧之。大将军掾颍川陈述卒,璞哭之极哀,曰:“嗣祖,焉知非福也!”  王敦任用郭璞为记室参军,郭璞擅长卜筮之术,知道王敦必定会作乱,自己将被牵连进灾祸中,为此深深忧虑。王敦大将军府的僚属、颍川人陈述去世,郭璞痛哭欲绝,说:“陈述,你的辞世焉知非福呢!”  敦既与朝廷乖离,乃羁录朝士有时望者置己幕府。以羊曼及陈国谢鲲为长史。曼,祜之兄孙也。曼、鲲终日酣醉,故敦不委以事。敦将作乱,谓鲲曰:“刘隗奸邪,将危社稷,吾欲除君侧之恶,何如?”鲲曰:“隗诚始祸,然城狐社鼠。”敦怒曰:“君庸才,岂达大体!”出为豫章太守,又留不遣。  王敦已经与朝廷离心离德,于是羁留、录用当朝有名望的士人,安置在自己的幕府。任用羊曼以及陈国人谢鲲为长史。羊曼是羊祜兄长的孙子。羊曼、谢鲲终日饮酒酣醉,所以王敦并不委派他们从事具体事务。王敦准备作乱,对谢鲲说:“刘隗奸佞邪恶,将会危害国家,我打算除去君王身边的这个恶人,怎么样?”谢鲲说:“刘隗的确是祸乱之源,但他是藏于城中之狐、匿于社木之鼠,有皇帝的庇护。”王敦发怒说:“你是庸碌之才,哪里懂得事关大局的道理!”便派谢鲲出任豫章太守,后又羁留谢鲲,不让他到任。  戊辰,敦举兵于武昌,上疏罪状刘隗,称:“隗佞邪谗贼,威福自由,妄兴事役,劳扰士民,赋役烦重,怨声盈路。臣备位宰辅,不可坐视成败,辄进军致讨,隗首朝悬,诸军夕退。昔太甲颠覆厥度,幸纳伊尹之忠,殷道复昌。愿陛下深垂三思,则四海安,社稷永固矣。”沈充亦起兵于吴兴以应敦,敦以充为大都督、督护东吴诸军事。敦至芜湖,又上表罪状刁协。帝大怒,乙亥,诏曰:“王敦凭恃宠灵,敢肆狂逆,方朕太甲,欲见幽囚。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!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,有杀敦者,封五千户侯。”敦兄光禄勋含乘轻舟逃归于敦。  戊辰(十四日),王敦在武昌举兵,给元帝上疏罗列刘隗的罪状,内称:“刘隗奸佞邪恶,谗言惑众,残害忠良,作威作福。随意发起事端,动用百姓服劳役,士民疲惫扰苦,赋税和劳役负担繁重,怨声载道。我担任宰辅的职位,不能对此无动于衷,于是进军声讨。倘若刘隗早上授首,众军傍晚即退。往昔商朝天子太甲败坏国家制度,幸好接纳了伊尹忠诚无私的处置,才使商朝国运重新昌盛。我希望陛下再三深思,那么将会四海安宁,国家长存。”沈充也在吴兴起兵与王敦相呼应,王敦任沈充为大都督、督护东吴地区军事事务。王敦到达芜湖,又上表罗列刁协的罪状。元帝勃然大怒,乙亥(二十一日),下诏说:“王敦凭仗国家对他的恩宠,竞敢肆行狂妄、叛逆之事,把朕比作太甲,想把我幽禁起来。是可忍,孰不可忍!我现在亲自统帅六军前去诛戮这个大叛贼,有谁能杀掉王敦,封为五千户侯。”王敦的兄长、光禄勋王含乘坐轻便小舟逃回到王敦身边。  太子中庶子温峤谓仆射周曰:“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,当无滥邪?”曰:“不然,人主自非尧、舜,何能无失,人臣安可举兵以胁之!举动如此,岂得云非乱乎!处仲狼抗无上,其意宁有限邪!”  太子中庶子温峤对仆射周说:“大将军王敦这么做似乎有一定原因,应当不算过分吧?”周说:“不对。人主本来就不是尧、舜那样的圣人,怎么能没有过失呢?作为人臣,怎么可以举兵来胁迫君王!如此举动,哪能说不是叛乱呢!王敦傲慢暴戾,目无主上,他的欲望难道会有止境吗!”  敦初起兵,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,约与之俱下,卓许之。及敦升舟,而卓不赴,使参军孙双诣武昌谏止敦。敦惊曰:“甘侯前与吾语云何,而更有异,正当虑吾危朝廷耳!吾今但除奸凶,若事济,当以甘侯作公。”双还报,卓意狐疑。或说卓:“且伪许敦,待敦至都而讨之。”卓曰:“昔陈敏之乱,吾先从而后图之,论者谓吾惧逼而思变,心常愧之;今若复尔,何以自明!”  王敦开始起兵时,派使者告诉梁州刺史甘卓,与他相约共同顺长江向下游进发,甘卓同意了。等到王敦登船,甘卓却不来,派参军孙双到武昌劝阻王敦。王敦惊诧地说:“甘卓过去是和我怎么说的,怎么又改变主意了?他是顾忌我危害朝廷吧!我现在只想除去奸凶,如果事成,我将让甘卓当公爵。”孙双回去报知甘卓,甘卓心里犹豫不决。有人劝甘卓说:“暂且佯装答应王敦,等王敦到了京都再征讨他。”甘卓说:“往昔陈敏作乱,我先是随从,后来图谋反击,论说此事的人都说我是害怕逼迫,因而改变立场,我心中常感愧赧。这回如果再这样做,怎样才能自我表白呢!”  卓使人以敦旨告顺阳太守魏该,该曰:“我所以起兵拒胡贼者,正欲忠于王室耳。今王公举兵向天子,非吾所宜与也。”遂绝之。  甘卓派人把王敦的意图告诉顺阳太守魏该,魏该说:“我之所以起兵抗击胡人寇贼,正因想效忠王室而已。现在王敦发兵针对天子,不是我所应当参与的。”于是加以拒绝。  敦遣参军桓罴谯王,请为军司。叹曰:“吾其死矣!地荒民寡,势孤援绝,将何以济!然得死忠义,夫复何求!”檄长沙虞悝为长史,会悝遭母丧,往吊之,曰:“吾欲讨王敦,而兵少粮乏;且新到,恩信未洽。卿兄弟,湘中之豪俊,王室方危,金革之事,古人所不辞,将何以教之?”悝曰:“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,亲屈临之,敢不致死!然鄙州荒弊,难以进讨;宜且收众固守,传檄四方,敦势必分,分而图之,庶几可捷也。”乃囚桓罴,以悝为长史,以其弟望为司马,督护诸军,与零陵太守尹奉、建昌太守长沙王循、衡阳太守淮陵刘翼、舂陵令长沙易雄,同举兵讨敦。雄移檄远近,列敦罪 恶,于是一州之内皆应。惟湘东太守邓澹不从,使虞望讨斩之,以徇四境。澹,敦姊夫也。  王敦派遣参军桓向谯王司马游说,请司马出任军司。司马叹息说:“我怕是要死了。此地土地荒芜,人民稀少,势力孤单,后援断绝,怎能捱得过去呢!不过能为忠义而死,还能再有什么希求呢!”司马以文书征召长沙人虞悝为长史,适逢虞悝母亲去世,司马前往吊唁,说:“我想讨伐王敦,但军力不够,粮食匮乏,而且我是新近到任的,恩德和信用还未能润民心。您家兄弟是湘州地区的豪俊之士,现在王室正遭受危难,古人在服丧期间,投身战事也在所不辞,您对我有什么教诲?”虞悝说:“大王您不因为我们兄弟身份卑贱而见弃,亲自降节光临,我们岂敢不效命!不过鄙州荒凉凋弊,难于出兵讨伐。应当暂时聚众固守,把讨伐王敦的檄书传布四方,这样王敦必得分兵应付。待其兵力分散后再图谋攻击,大概可以取胜。”司马于是囚禁桓,任虞悝为长史,任命他的兄弟虞望为司马,总领、监护诸军,和零陵太守尹奉、建昌太守、长沙人王循、衡阳太守、淮陵人刘翼、舂陵令、长沙人易雄,共同举兵征讨王敦。易雄四处传布檄书,罗列王敦罪状,于是一州之内的郡县,全都响应司马。只有湘东太守郑澹不从命,司马让虞望讨伐并把他处斩,用以晓示各地。郑澹是王敦的姐夫。  遣主簿邓骞至襄阳,说甘卓曰:“刘大连虽骄蹇失众心,非有 害于天下。大将军以其私憾,称兵向阙,此忠臣义士竭节之时也。公受任方伯,奉辞伐罪,乃桓、文之功也。”卓曰:“桓、文则非吾所能;然志在徇国,当共详思之。”参军李梁说卓曰:“昔隗嚣跋扈,窦融保河西以奉光武,卒受其福。今将军有重望于天下,但当按兵坐以待之,使大将军事捷,当委将军以方面,不捷,朝廷必以将军代之,何忧不富贵;而释此庙胜,决存亡于一战邪?”骞谓梁曰:“光武当创业之初,故隗、窦可以文服从容顾望。今将军之于本朝,非窦融之比也;襄阳之于太府,非河西之固也。使大将军克刘隗,还武昌,增石城之戍,绝荆、湘之粟,将军将安归乎!势在人手,而曰我处庙胜,未之闻也。且为人臣,国家有难,坐视不救,于义安乎!”卓尚疑之。骞曰:“今既不为义举,又不承大将军檄,此必至之祸,愚智所见也。且议者之所难,以彼强而我弱也。今大将军兵不过万余,其留者不能五千;而将军见众既倍之矣。以将军之威名,帅此府之精锐,杖节鸣鼓,以顺讨逆,岂王含所能御哉!溯流之众,势不自救,将军之举武昌,若摧枯拉朽,尚何顾虑邪!武昌既定,据其军实,镇抚二州,以恩意招怀士卒,使还者如归,此吕蒙所以克关羽也。今释必胜之策,安坐以待危亡,不可以言智矣。”  司马派遣主簿邓骞到襄阳游说甘卓,说;“刘隗虽然傲慢不驯,有失众望,但并非为害国家。大将军王敦因个人私仇便对朝廷用兵,这正是忠臣义士尽忠的时候。您受命为一方的统帅,如果禀承君命讨伐他的罪行,这就如同齐桓公和晋文公的功绩。”甘卓说:“齐桓公和晋文公不是我所能仿效的,不过为国尽职,这是我的心愿,我们应当共同仔细斟酌这件事。”参军李梁劝说甘卓道:“当年隗嚣飞扬跋扈,窦融自保河西之地而拥戴汉光武帝,终于得到福禄。现在将军您在天下人心中有重望,只应按兵不动,坐待事态发展。假如大将军王敦的事情成功,当会委任您统领一方;不成功,朝廷必定会让您取代王敦,何愁不会富贵。何必放弃这不战而胜的谋略,依靠一场战斗来定生死存亡呢?”邓骞对李梁说:“汉光武帝当时正处创业初期,所以隗嚣、窦融可以表面臣服,从容观望。现在将军您对于朝廷来说,不是窦融可以类比的;襄阳对于王敦的太府来说,也没有河西那样的险固。如果王敦攻克刘隗,回师武昌,增强石城戍守的兵力,切断荆州、湘州的粮道,将军您将何去何从呢!大势掌握在别人手中,却说自己处于不战而胜的地位,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。况且作为人臣,国家遇到危难,坐视不救,这在道义上说得过去吗?”甘卓还是犹豫不决。邓骞说:“现在您既不能为道义而动,又不奉承大将军王敦的檄令,人所共见,一定会招致灾祸。况且议论此事的人之所以诘难,是因为彼强我弱。现在大将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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